“为了父母，我必须考上一流的大学。”

“如果不是为了父母，我早不读书了。”

“妈妈快把我逼疯了，她整天唠叨，什么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哪所重点大学，什么你怎么学习成绩总不见起色，什么这次考试又因为马虎丢分了吧……我现在对学习厌倦透顶，一上课脑子里就响着她的唠叨，根本学不下去。”

“爸爸是个工程师，他从不打我骂我，但我特别怕他。只要我的成绩不进步，他一看我就拉下脸来，整天整天不理我。光考高分不行，我必须有进步他才高兴，才会夸我奖励我。明年就要中考了，我担心极了，要是考砸了怎么办？天啊，我一想到爸爸的反应，就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

    迄今为止，我收到了数千封中学生的信，很多孩子提到了父母的压力，上面几段话是他们信中最平常不过的片断了，还有多封信提到这样的话：

    “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我累极了，真想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

    对此，广州某中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三班主任解释说，父母比孩子对学习更着急，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了。就她看来，父母们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应试教育低。一直从事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知名心理学家徐浩渊博士说，父母的压力远超过教师，是孩子们学习压力的主要来源。

    为什么父母们给孩子制造了这么大的压力？

    徐浩渊博士说，最简单的解释是，父母是将自己的焦虑转嫁给了孩子。父母，尤其是妈妈，他们自己的成长停滞下来，他们对自己能否适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但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成长去解决问题，而是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结果让孩子承受了双倍的压力。

               愿每个孩子都不必承担大人的焦虑而成长。 

父母，别把焦虑转嫁给孩子

“家长希望孩子好，但常不知道该怎么做。”徐浩渊博士说：“最常见的是，他们不考虑孩子的心理需求，而是从自己的心理需求出发，为孩子设计人生。结果，他们出于爱心教育孩子，最后却发展出束缚孩子成长的非爱行为。”

    “请举一个例子，好吗？”我问道。

    听到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话，50多岁的徐博士突然哽咽起来，她忍着泪花讲了一个“每次必然让她流泪的真实故事”：

    小学生小刚（化名，下同）突然跳楼自杀。他留下遗书对爸爸妈妈说，他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累极了。爸爸妈妈常说，他们对他很失望，他不想让爸爸妈妈再失望，所以想到了死。自杀前，他砸碎了自己的储钱罐，把攒了几年的零花钱留给了爸爸妈妈。他说，他走了，爸爸妈妈不需要那么辛苦了，如果他留下的钱不够，爸爸妈妈可以加些钱，“坐坐火车，坐坐轮船，你们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回忆到这里，徐博士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她说，小刚那么爱父母，他希望父母“坐坐火车，坐坐轮船，你们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这其实是他自己最大的向往。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事情，自己实现不了了，但希望自己最爱的父母去实现。

    小刚的心理机制是投射，他最希望做一件事情，但自己得不到，就希望最爱的父母得到。他是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到了父母的身上。其实，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很多情况下也是投射，他们有种种心理需求，但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是期望孩子能去实现。孩子是最爱的人，孩子实现了，就像是自己的实现。

    “这种心理是‘孩子不急父母急’的根本原因。”徐博士说：“父母们自己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却把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转嫁给了孩子。”

转嫁一：有劲儿全往孩子身上使，“全陪妈妈”逼儿子成“少白头”

    董太太的女儿蓉蓉上高二了，现在什么家务活都不干。这倒不是董太太刻意惯出来的。一开始，董太太还要求蓉蓉做点家务，但蓉蓉只要一拖，做妈妈的就会忍不住自己动手了。譬如，看着女儿的脏衣服堆在家里，如果不去洗，董太太会觉得心烦意乱。只有洗了，心里才会痛快一点。表面的原因是，这符合自己的卫生习惯。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这样做给女儿节省了时间去学习。

    尽一切可能节省女儿时间让她去学习，这成了董太太的原始心理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潜意识中，她对社会的变迁感到焦虑，觉得自己适应不了目前激烈的竞争。但是，她又没有勇气去提高自己，于是就暗暗希望女儿能考上名牌大学，在社会竞争中“夺占制高点”，自己也因此产生了成就感。

    所以，她有劲儿就往女儿身上使，而不是往自己身上使。

    这种心理转嫁机制在妈妈的身上比较常见。不过，董太太的做法是很普通的，有一些妈妈的做法就到了一种极致。

    譬如，“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一篇名为《如此“培优”令人心疼》的文章讲到了一种怪现象：在武汉，一些妈妈把业余时间全部拿来陪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优班”，除了工作外，她们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不让孩子有一刻的空闲，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去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这篇文章是一个爸爸写的，他写道：   

    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他妈妈逼着“培优”，从没有过过周末。6年来，妻子把他送进的“培优班”不下30个。儿子自嘲是见不到阳光的人，早晨6时走，晚上11时休息。经常晚上八九时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一看，他斜靠在床上，流着口水睡得正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让人心疼！

    儿子五年级时长出几根白发，当时我没在意。上初中后，儿子白发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像个小老头……我们担心孩子有病，带儿子看了好多医院，看了西医又看中医，医生的结论是孩子精神压力过大。按医嘱买回核桃、黑芝麻给儿子吃，可儿子的白发仍不见少。

    每天早上6时，妻子准时叫儿子起床复习功课。即便上厕所、吃早餐时，妻子也要让儿子多背几个单词。儿子上小学时，每天下午5时30分放学。妻子在校门口直接将儿子从汉阳接到武昌，赶6时的“培优班”。公共汽车上，妻子一手端饭，一手拿水。儿子在车上解决完晚餐后就上“培优班”了。晚上9时下课回家，儿子还要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

    并且，这样的妈妈成了一个群体，她们相互交流信息，听说哪个“培优班”好，就会相互告知，然后纷纷去替孩子报名。

    这些“全陪妈妈”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提高孩子的能力”，尽管出现了明显的负面效果仍不肯停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是极端的“有劲儿就往孩子身上使”，她们看似是为孩子，但内心中，她们是为自己不能适应社会而焦虑。

    徐博士说：“很多妈妈，自己完全停止成长了，她们能不焦虑吗？但她们不努力让自己成长，而是将压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她们说，这是爱，但不客气地说，她们是在转嫁自己的焦虑。”

              中国式感恩教育，是合理化父母对孩子的入侵 

转嫁二：把“理想自我”强加给孩子，知识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层楼

    前面的转嫁方式中，父母一方停止成长，而将“提高竞争能力”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孩子。但还有一些家长，自己并没停止成长，但孩子则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成长的另外一个人。只有孩子成功了，自己才有脸面。如果孩子不能出类拔萃，自己会觉得很丢脸。

    著名教育家徐国静说，她发现工人妈妈们对孩子的发展很满足，她们说，我儿子学习不错，要考大学；女儿成绩不怎么好，但她有梦想，将来一定有出息。但“知识妈妈”们对孩子的标准普遍苛刻，因为她们比的不是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而是有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否去了哈佛。

    这是一种“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问题。“理想自我”总比“现实自我”高一层，工人妈妈的“理想自我”可能是成为知识分子，孩子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了。但“知识妈妈”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层，孩子必须达到这个水平她们才心满意足。但在很多方面，工人家庭和知识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知识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优势，但却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压力。

    一个妈妈诉苦说，自己听了很多讲座，看了许多教育书籍，希望女儿能学习绘画、英语、舞蹈和音乐，所以专门在少年宫附近买了房子。尽管这套房子格局不好，又很贵。但上中学以后，她发现女儿成绩变差了，她的“全方位”设计落空了，而且女儿变得特别不听话。自己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会换来这个结果？这位妈妈陷入痛苦之中。

    徐国静认为，这些父母其实都在不自觉中把自己当成“债主”，甚至逼孩子“还债”，从而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上，亲情关系也变得像“债主”和“债务人”般紧张，这样的家庭环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转嫁三：孩子是实现目标的对象，教育学家的“完美教育”逼孩子自杀

    徐浩渊博士也说，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压力是极其沉重的，她知道有两个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学教授，孩子却自杀了。

    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师范大学教师，他们为孩子设计了一套“完美”路线，要求孩子严格按照路线去发展。孩子小时候还不错，但年龄越大问题越多。第一次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参加了复考。就在考试成绩公布的前一天，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点大学，他跳楼自杀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绩公布后，他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徐博士说，这个孩子的父母，作为教育学教授，显然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是对自己职业的嘲笑和否定。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作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是多么伟大，当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按照这个理论，这两个教育学教授，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关系，因为孩子成了他们教育学理论的实验对象。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人格，但这两个教育学教授，和那些“全陪妈妈”一样，他们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转嫁四：通过打孩子宣泄情绪，“打是亲，骂是爱”的潜意识并不伟大

    小龙的语文考试不及格，爸爸把他揍了一顿，并且告诉徐博士：“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爱得不得了。打他是为了他好，再这样下去，他以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可怎么办？打是亲，骂是爱，我怎么就不打邻居的孩子啊？”

    但是爱的结果呢？小龙的语文成绩毫无长进，他还对语文课产生了厌恶感。显然，小龙消受不了父亲的“爱”。

    但是，这真的是爱吗？徐博士说，是，但又不是。在意识上，小龙的父亲是为了爱，但在潜意识上，通过打孩子，做父亲的可以宣泄自己在其他地方郁积的负性情绪。

    她说，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会问自己一句，“我真考虑了孩子的心理需求了吗？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转嫁给了孩子？”

    譬如，小龙的父亲还做过这样一件事：小龙闹着要买一双昂贵的耐克鞋，这要花掉爸爸半个月的收入，但小龙的父亲咬咬牙还是买了。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脚上穿着一双耐克鞋，如果自己的儿子没有，比不上人家，多丢面子啊？让儿子穿上名鞋，看似满足的是孩子的需要，但实际上满足的是做父亲的虚荣心。

    一些家长，当对孩子的暴力起不到效果时，会将暴力转向自己，做一些自残的极端事情。“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上讲到一个事情：重庆一位“望女成凤”的张先生，为给“屡教不改”的女儿一点“颜色”看，竟用菜刀剁下自己的左手小指。看到父亲的鲜血，女儿才慌了手脚，跪在地上使劲打自己的耳光，向父亲认错。这位45岁的父亲说：“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虽然已经16岁了，但是她的心理年龄可能也不过12岁，打实在不起作用，我只能这样做。”

父母的转嫁为什么容易成功

    在采访中，徐博士几次感叹说：“为什么家长们的忘性这么大？他们难道彻底忘了自己童年时的愿望、感受？他们难道忘了被父母控制一切的郁闷和痛苦？为什么他们现在做了父母，给孩子的压力更大？”

    她分析说，这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人原因。做父母的在转嫁焦虑，他们担心跟不上社会的步伐，担心被社会淘汰，但自己又缺乏成长空间，于是将成长的压力全放到了孩子身上。

    第二，社会原因。现代社会的确缺乏保障，这严重加大了父母的焦虑。

    在一个论坛上，处处可以见到第二种原因。一位母亲说，不逼不行啊，面对激烈的竞争，要想将来出人头地，只有“从娃娃抓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两个原因总是综合在一起的，一位妈妈说，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职工，但仍然咬紧牙关送孩子培优。从孩子二年级起，就送他上培优班：语、数、外、武术、美术、音乐，总共有十来个，前后花了2万多元，就是希望他长大后，能有份像样的工作，不会面临下岗。

    以前，我们是大锅饭，不讲竞争。现在，我们是比西方社会还讲竞争，而且升学似乎成了唯一的竞争路线，绝大多数家庭都将希望寄托在这条路线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最初，只有高考压力大。后来，中考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一些地方中考的难度已超过高考。慢慢地，压力渗透到小学、幼儿园，甚至产前，已经是“竞争从娃娃抓起”。

              孩子天然地在乎父母的情绪。 

孩子很在乎父母的情绪

    徐博士在几十所中学做过演讲，每次到最后，她都会问孩子们一句：“你们最希望谁听我讲课？”孩子们每次都几乎一致地回答“爸爸！”“妈妈！”

    教师和父母同为应试教育的两个直接与孩子们打交道的链条，但为什么孩子们几乎只希望父母去听听心理学家讲教育？

    徐博士说，因为孩子们在乎的其实不是学习，而是爱。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核心是学习。而亲子关系的核心是爱。家长们认为，爱孩子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好好学习，而孩子们知道，成绩与爱是画上等号的。

    在记者收到的信件中，许多中学生都提到，“我只有取得好成绩，父母才会夸我。”“只有我学习好，父母才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