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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遇袭事件23天后:我们的医患关系,还会好吗?

作者 | 刘〇〇 编辑 | 陈沉沉
 
TVB 有过一部经典叫《妙手仁心》,是较早以医生为题材的电视剧。
 
这部剧热播的时候,我4岁,不懂什么生老病死,更不懂什么社会问题、人性弱点。
 
只是每每看到急救室的医生,拼尽全力抢救病人,我都会由衷地感叹:“医生好厉害啊!”
 
过了几年,“非典” 袭击了广东地区。
 
那段时间,作文写得最多的是“白衣天使“。
 
穿着隔离服奋战在抗病前线的医护人员感动了每一个人。
 
正如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中说道的:
 
“非典期间给人一个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场灾难面前的医患关系,透明、信任、忠诚、坚定。”
 
2013年接受采访的时候,王仲的办公桌上摆着那张“宝贝了十年”的照片。
 
那是2003年9月,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医护人员的合影。
 
 
时间回到2019年,杨文事件(北京民航总医院袭医事件)里患者家属的暴戾行径,却向社会展现了医患关系最恶劣的一面。
有人谴责凶手,有人质疑医疗制度,也有人觉得这种医闹”情有可原“。
 
但我们似乎都忘记了,医生和患者都是人,医患关系也只是人类社会众多关系的一种。
 
它特殊,也平凡。
 
01. 特殊:医院或许是人们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毋庸置疑,医患关系的发生多是在诊疗室、在医院。
 
这个地方的特殊性,除了全年无休,它还是人们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有的人在这里第一次学习面对死亡。
 
在医疗纪录片《人间世》中,27岁的的王剑辉,在考虑是否要做风险很高的心脏移植手术时,他把命运交给了硬币,交给了上天。
 
他说:“正面就做了,反面就不做了。”
 
最后他扔了三次,三次都是正面。
 
他躺在病床上,眼光看着镜头的另一方,微微一笑,说道:“这可能是天意。”
 
病房外,守候多时的父亲,面对儿子的生死,他选择了尊重儿子的决定。他对着镜头,冷静且坚定地说道:
 
“是他自己的生命就由他来决定。”
 
有的人在这里经历亲友的死亡。
 
邹磊,24岁,因海鲜中毒导致了下消化道大出血。
 
“真的拜托您了,他年轻,他太年轻了。”
 
“我知道,我知道24岁很年轻,我也想救他。”
 
看着这样年轻的生命,重症室的医生决定放手一搏,为邹磊进行血液净化,排除身体的毒素。
 
这是邹磊的最后一线生机。
 
净化开始,家人在重症室内,双手合十,闭着眼为邹磊祈祷。
 
八小时后,患者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医生对一旁的家属说道:“只能说是没有想象的恶化,反而开始有一点点迹象的好转。”
 
然而天意弄人,就在大家都松了口气的时候,邹磊出现了应激性溃疡,上消化道又出血了。
 
晚上十一点,病人宣告抢救无效。
 
邹磊终究没有扛过去。
 
有的人在这里跨越了死亡。
 
刘靖,患有马凡综合症,主动脉随时会撕裂,需要把全身的主动脉换成人工血管才能活下来。
 
“我说我有一天我真的没了,我怎么办,我爸妈怎么办?”
 
比起自己的死亡,她更担心的是可能要承受丧子之痛的父母。
 
所幸的是,在经历了一场12小时,由9名医生共同完成的特大手术后,刘靖挺住了。
 
这些经历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可能只有几回。
 
但是对于医生来说,“死别”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习惯了,但绝不是麻木。
 
在无法挽救的生命面前,他们也会感伤。
 
但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持续的来自死亡的伤痛和恐惧所侵蚀,更为了不影响专业的判断,为了在手术台前保持绝对的专注,为了救命,医生必须做到「情感隔离」。
 
不幸的是,恰恰是医生的这种自我保护,造成了医患关系的冲突点。
 
患者无法理解医生的情感隔离是职业化的表现,他们只会看到医生的“面无表情”、“冷酷”。
 
再加上中国医生超负荷的工作状况,每个患者只有平均十分钟的会诊时间。
 
显然,这短短的十分钟无法安抚患者对于疾病和死亡的焦虑。
 
流行的那句 “排队两小时,看病两分钟”,是嘲讽,更是患者的不安与不满。
 
02. 特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患者为何不安?又为何不满?
 
生病的人是脆弱的,起码在病人的自我认知上是这样的。哪怕是小小的感冒,生病的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特别的关怀和照顾。
 
然而,医生情感隔离和超负荷工作注定了病人期待的“特殊关注”不可能实现。
 
于是,病人就会像婴儿一样,在需求不被满足,呼喊不被回应的时候,开始变得不安。
 
更糟糕的是,加上人类天性对死亡的畏惧,不安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个时候,患者会希望有个“强者”可以帮助自己,分担内心的无助和不安。
 
于是,医生被动地接受了“强者”的角色,成了患者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
 
但医生是人不是神,他/她也有治不了的病,也不能改写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人间世2》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六岁的小男孩,王天奇被检查出淋巴瘤,并伴随严重的急性肾衰竭。
 
而这样的病情让医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治疗淋巴瘤的化疗药物会加重肾衰竭。
 
守候在重症室外的王天奇家属焦虑又无助。他们抓住每个从重症室走出来的医生询问孩子的病情,努力地理解医生的判断,希望医生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案。
 
但由于王天奇病情的复杂,以及不稳定的身体状况,医生只能不断改变治疗方案。
 
就在王天奇的妈妈签过了一张又一张的通知书后,她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担忧和不解,用颤抖又带着少许愤怒的声音质问道:
 
“你们这样搞,我们进去了还能出来吗?”
 
重症室外的家人害怕再也见不到被推进去的至亲,病床上的患者也害怕人生最后的记忆是那刺眼的手术灯。
 
在疾病面前,人们将自己,将家人托付给了医生。
 
这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
 
正如王天奇爸爸说的:“我现在是没办法只能签同意。没办法,为了救命。”
 
所幸的是,王天奇病情最终稳定下来,回到了普通病房。
 
这是每个病人和家属所期望的结果。
 
相反,跟上文的刘靖得了同一种病(马凡综合症)的王斌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经历全身换管手术后,因急性肾衰竭,再也没有醒来。
 
事实上,临床上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没有医生可以承诺”完美的结局“。
 
期望落空,患者和其家属的失望、伤痛、不安,很容易就演变成了愤怒。
 
恐吓医生的、对医生拳打脚踢的、怀疑医生在害他的,比比皆是。
 
这些匪夷所思的医闹行为,折射出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逝去家人的伤痛和内疚、还有看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被摧毁的崩溃。
 
03. 平凡: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杨文事件过后,有的医院改变了办公室的布局,将桌子都面向办公室的门口,原因是医生希望只把后背留给信任的人,而不是患者。
 
也有接受采访的医生表示:“现在至少我不会允许病人站着或绕到我的背后。如果他这么做,我也会站起身来,正面对向他,并嘱咐他坐下来”。
 
这些改变是医生的防御。
 
或许防御还会升级:在医院门口设立安检、值班区域设置护栏、医生拥有拒诊的权利……
 
可这些防御都只是“缓兵之计”,是一种变相的逃避,逃避医患冲突中一个关键的问题:
 
信任的崩塌。
 
更抵挡不了人生来对死亡的畏惧和焦虑。
 
医生是人,患者是人,归根到底医患关系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
 
拨开先前说到的 ”特殊”,它就是平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和所有人类关系一样,从理解开始,用信任维持。
 
而在这段关系中,医生是有较大主动权的,甚至是可以决定关系的走向。
 
一是因为患者在求医的过程中把医生放在了“拯救者”的位置。
 
二是因为医生本身就是一剂药。
 
“医生即药物”("The Drug 'Doctor' ") 是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最先提出的。
 
他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在常规用药里面,哪一种药是最为频繁的?”
 
答案是:“直到今天,在常规行医中最为常用的(药)还是医生本身。”
 
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本身就是一剂强有力的定心丸。
 
那么安全、互信的医患关系,保护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患者能得到的疗效。
 
因此,巴林特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创建了针对医务人员职业压力的研讨小组(即后文巴林特小组的雏形)。
 
回归到医患关系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解决医患冲突,去重建医患关系。
 
04. “我觉得你们也不容易,就不和你们较劲了”
 
仔细回想“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它之所以可以是 “透明、信任、忠诚、坚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
 
医患间的共情。
 
非典病毒的传染性,医生随时都可能变成病人,躺在病床。
 
颜芳,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在“抗非”20天后感染了非典。她回忆:
 
“难受的时候,饭是医护人员一口口喂的,头发也是他们帮忙洗。有他们的关心,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作为病人的她,体验到了病人的痛苦,更体会到了医生的陪伴与关心,是温暖而具力量的。
 
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也是奇妙的。
 
那时患者对医生也有着比现在更多的信任和理解。
 
在一次病友会上,当医生问起一位病人:“当时你为什么这么听话?”
 
病人答到:“我觉得你们也不容易,就不和你们较劲了。”
 
你们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那时医患双方清楚,要较劲的对象并非彼此,而是病魔。
 
如今,我们不需要再经历一场疾病,或“角色互换”的机会。
 
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方式的共情。
 
05. 共情,也是一种共赢
 
共情不仅是简单的情感共鸣,在巴林特小组的互动中,共情是不断增加我们对人类关系的觉察和理解。
 
在搜狐报道的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中,护士A呈报了一段困扰她很久的经历:
 
她给病人做护理时,暴露了病人大于操作范围的皮肤,被家属看到后,引发了冲突。
 
事情虽然过了很久,这位护士想起仍然觉得很委屈。
 
小组的8位成员,认领不同的角色,还原当时场景的冲突,有患者本人、护士、患者家属……
 
同组的护士B认领了患者家属这一角色。
 
过去她觉得:我们那么忙碌辛苦,在这种小事上犯点错,家属至于那么愤怒吗?
 
但扮演家属的她,站在了与从前对立的位置,她仿佛明白了家属的愤怒——
 
“护士连这点小事都犯错,我们还敢不敢放心把家人交给他们?”
 
在这次小组体验里,对委屈的护士A来说,她在一个安全、抱持的环境中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和困惑,并在角色的反馈中,体会到病患家属到心境。
 
这既减少了她的负面情绪,也提高了她面对患者的职业能力。
 
这是一种共赢。
 
医患间如此,日常人际关系也如此。
 
编辑部一位同事也参加过巴林特小组,那次她作为呈报者,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境:
 
她过年回家,弟弟骑车来接她。
 
坐在后座的她双手搭在弟弟的肩上,随着弟弟车速越来越快,她抓得也越来越紧。
 
终于她忍不住对这弟弟说:“你开慢点!”
 
弟弟转过头:“你不信任我?”
 
她一脸错愕,陷入了沉默。
 
听完她的叙述,组员开始讨论两姐弟的互动里掩藏的信息:
 
-“如果我是姐姐,我感觉对弟弟有点内疚。”
 
-“如果我是弟弟,我很开心姐姐回来了,想秀一秀车技。”
 
但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回答:
 
如果我是弟弟,会觉得姐姐很棒,她生活得好我很开心。
 
虽然看上去与场景无关,但同事听后,感觉到眼泪不自觉地划过了脸颊。因为她从未听过或想过弟弟对自己是这样的看法。这是第一次。
 
自此之后,同事在与弟弟的相处中,开始注重这方面的(鼓励)情感表达,接纳了关系的其他可能性。
 
后来,姐姐又一次坐上了弟弟开的车,当车速越来越快的时候,姐姐虽然还是怕,但她没有作声。只是手紧紧地搭在了弟弟的肩上,她选择了信任弟弟。
 
弟弟似乎感受到了姐姐的害怕,车速也慢了下来,他尝试着理解姐姐。
 
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共情,也是一种共赢。
 
当你尝试着去理解,去信任,对方也会慢慢跟你靠近,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敌人。
 
无论是在职业关系,还是更为亲近的关系中,
 
共情就像一艘行驶在海上的邮轮,它带我们穿梭于人海,了解彼此,认识世界。
 
写在最后:
 
杨文事件用近乎极端的形式,暴露了医患关系存在已久的矛盾。
 
它引起了我们的焦虑、恐慌、愤怒。
 
它更是一个警钟。
 
敲醒了我们麻木的心。
 
向大家介绍巴林特小组,不仅是因为小组活动可推动重建伙伴型的医患关系,更重要的是小组活动背后的核心——
 
人与人之间的共情。
 
这里,共情不仅是同理心,更多的是个人看待事物的全面性和包容性。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想到或识别到他人对一件事可能存在的不同看法和反应,并且有能力去包容这种 “差异”,允许关系中的随机性和流动性。
 
但如今,在极力吹捧个性化和服务至上的市场下,人们忽略了“共情”,也因此引发了很多矛盾、误会、甚至是激烈的冲突。像路怒症、外卖员和顾客的争执、地铁繁忙时期的口角等等...
 
不懂 ”共情“的人是很难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关系。
 
举个例子,2019,黄晓明因为一句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成功地把自己推上了热搜。这句话也成了朋友和情侣间的玩笑话。
 
为什么只能是玩笑话?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无法 “共情”的人做同事,做朋友,做伴侣。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看到,被听到,被爱着。
 
这是人类关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更是每个人平凡的愿望和权利。
 
用共情这束光,穿透痛苦和恐惧的满满黑夜,找到我们生而为人的共通之处。
 
—— 《共情的力量》,亚瑟·乔拉米卡利
 
2020,让我们学着给他人多一份理解,给关系多一份温度。
 
作者简介:刘〇〇,在努力的写个人介绍;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武志红】。
 
感谢钟江英老师关于巴林特小组的分享;感谢徐志明老师对于本文的支持。
 
关于巴林特小组 Q&A
 
看见心理采访室
 
Q: 什么是巴林特关系成长小组?
 
A: 巴林特关系成长小组提供一个安全、抱持、不评判的容器,为关系提供情感反思空间,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关系僵局,发现关系的盲点,探索关系的内在动力。
 
巴林特小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在自由安全的小组氛围里觉察自己的关系模式,开放对新经验的学习,帮助组员建立新的关系体验。
 
Q: 在课程中,您发现了医生和患者有什么误会?
 
A: (老师也提出了医生的情感隔离和超负荷工作,但由于上文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其他方面)我想在痛苦绝望时寻找拯救者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孩子把这个角色投给父母,王朝下的子民则把这个角色投给皇帝。
 
在疾病的无力无助状态下,医生就自然成了拯救者,当发现医生并不如神般全能时,可以想象愤怒和绝望下会产生何等攻击力!
 
Q: 现在参与巴林特小组的医院多吗?
 
A: 我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巴林特联盟组长培训的时候,2019年中国巴林特联盟公布的会员差不多遍布中国200多所医院,其中以北京和广东最多,广东较偏远的连州都有参与会员,可见中国的医患关系已经是非常突出的矛盾了。
 
Q: 巴林特小组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集体或关系?
 
A: 巴林特小组的理论和实践是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职业化关系。
 
在工作中,我们都要懂得如何营建关系、维持关系、深入关系,而心理咨询师,医护人员,企业领导,营销人员尤其需要良好的关系以实现伙伴型工作同盟,处理关系的能力是重要的职业技能之一。
 
巴林特小组的经验也在营建良好的亲子、婚姻、职场人际关系提供学习和支持。
 
Q: 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巴林特小组?又是什么促使了你进一步的学习?
 
A: 我大概是5年前接触巴林特小组的。作为一个专业心理咨询师,建立良好的工作同盟,觉察来访者与我的关系状态是重要的专业技能。
 
巴林特小组的经验,不但提高我对团体动力和复杂关系的觉察,提升我的领导能力,在个体咨询和家庭咨询中,让我和来访者有更好的工作关系,较快地深入潜意识工作状态。
 
巴林特小组利用不同角色认同的工作模式,就如打开了我的第三只眼睛,让我更多维度地感知当下关系背后隐藏着的复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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