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彭宇案开始，倒地老人“讹诈”扶助者的事件，成了我们社会的一道道德伤疤。

前不久，四川泸州，上演了一起疑似事件，若最终被确认是助人者蒙冤，那可以算这类事件中的No.1了吧。

这一事件中，一小伙子扶了一倒地老人，结果被老人家人认为是撞人者。去了派出所录案，随后他叫了一朋友开摩托车接自己回家，竟然遭遇车祸，朋友身死。不久后，老人也死去。最后，老人的家人和朋友的家人，都找他负责。

证人都证明，老人是自己倒地，但老人家人不信，四个儿子最终决定，对父亲进行开棺验尸。

为什么这么执着地相信小伙子撞了父亲？老人的一个儿子说：“虽然目前确实还没有有力的证据，但摩托车刚刚驶过，我父亲随即倒下。现场那么多车，还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就只有那个骑摩托车的人会来搀扶我父亲？如果不是他撞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这种口吻，与彭宇案中这段法官判词何其相象：

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

泸州这个小伙子很悲情，但他不是最惨。最惨的是湖南鱼贩王培军和广东河源的吴先生，他们都因扶助倒地老人却被讹诈几十万，最终自杀。

老人“讹诈”扶助者的事，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最流行的解释是，“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老人原来是红卫兵，小时混蛋，老了亦然。

对这一说法，我不以为然。在我印象中，中国古代文学中，老人讹诈帮助者，也是常有的事，那个最流行的解释，是急于给这种不可思议的道德伤疤找到一个最明显的解释。文革虽然给中国制造了太多伤痛，但也不能将现在的一切道德问题归于文革。

如何理解当事人，最好就是去听听当事人怎么说。譬如四川泸州事件中，老人儿子的那段话，和彭宇案中的法官判词，这就是当事人在说话。这两段话都看起来很荒唐，但荒唐在哪儿？

荒唐首先在于幼稚，其幼稚程度，和我家的加菲猫同一水准。

我家养了多只加菲猫，最初是两只，阿白和蓝蓝，都是母猫，它们生过几窝小咪。一天，风吹动书房的门，门夹着一只小咪，小咪惨叫，蓝蓝恰好路过，小咪的妈妈阿白冲出去，对着蓝蓝狂追猛打，刹那间猫毛飞溅，战况相当激烈。接下来阿白死死守住那个门口，蓝蓝只要一接近，它就冲上去打她。必须说明，平时它俩追着玩，阿白从来都是蓝蓝欺负。

或许，阿白认为，猫应该为发生的一切负责，它不知是风惹了这一切，也不怪我们这些人——它怪不起。它只能怪它多少能怪得起的。

那些老人及其家人，和阿白的思维水平相当，他们也是认为，老人摔倒时谁最靠近老人，谁就该为此负责。

泸州事件中，老人一个儿子称：“撞与没撞，自己确实没有看到。不过，我父亲好好走路，咋会突然摔倒？而且正好倒在了摩托车刚刚驶离过后。父亲的摔倒，肯定和摩托车相关。”

你看，这不就是我家阿白的思维水平，他对此竟然还这么自信。的确，思维水平越低的人，对自己的判断越是执着。

这些事件中，有些是讹诈，但至少相当一部分，老人们是真这么认为。记得两次类似事件中，老人醒来后，第一时间就怪身边的人：你怎么撞我呢！其中一个是警察，但恰好有视频作证，为警察洗了冤屈。

这种加菲猫水平的思维，其实就是婴儿水准的思维。婴儿的世界，当出现失控时，譬如他自己错了，或因客观原因受挫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去责怪父母等养育者，特别是妈妈。

一个网友在我微博上讲了她家孩子的故事：

我娃也这样，自己打翻牛奶，必定发火。虽然帮她加满到快溢出来了，她依然哭嚎怪大人加的不够。我对她说知道你打翻牛奶心里才难过,她马上安静了点头，我拥抱她表示大人打翻也会难受，她难受很正常，但发火没用，我们努力补救加牛奶就好了。

       我家的加菲猫阿白。

小婴儿和成年巨婴的这种心理，概括而言即：要为自己世界的失控，找一个看得见的可控原因，然后攻击对方，以为他们若改变了自己就好了。这不仅是倒地老人“讹诈”救助者的心理原因，也是中国家庭亲人相残的重要原因。

中国家庭中常见一种事：丢了钱，父母或老人非说是孩子做的，孩子反驳就挨打，但后来钱在其他地方发现。极端情形下，父母会因此将孩子打死，而一些孩子因此而自杀。

丢了钱怪孩子，摔倒了怪扶助者，这两者中的心理逻辑是一回事。父母虐待孩子，妻子侮辱丈夫，丈夫羞辱妻子等，常常可以看到这一逻辑存在：不是我控制不了的命运让我受伤，而是你这个我能控制、我的头脑能理解、我能怪罪的家伙让我受伤。

对于婴儿水准的心理发展水平，最可怕的是失控，失控会让他们立即陷入未知中，且未知中他们会隐隐感觉到攻击性的魔鬼在身边出没，而立即找到一个可归罪的对象，那样一来，世界就好像恢复了秩序。相反，容忍模糊与未知，最终找到一个真正逻辑上和证据上都成立的原因，这是高级心理发展水平，彭宇案中的法官甚至都未具备这一思维水平。

北京发生的一起人伦惨案中，因13岁女儿赌气说明星就是比父母好，父亲将女儿砍死。这起惨案中有一个细节，女儿说，铅笔刀找不到了，她必须找到了才去上学，但就是找不到，结果她生气地摔了一地的东西。铅笔刀找不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其实已让这个心理脆弱的女孩崩溃了。

这种事，我在咨询和生活中听几个人说过。譬如，我一个朋友，她的任何一个物品，若突然找不到，她都会花很大力气去找，若找不到，就觉得整个世界崩溃了。

太容易崩溃的人，就很容易找一个人去归罪，因一归罪这个人，自己的世界似乎就可以恢复秩序了。

那些丢几毛钱就可以把孩子朝死里打的，关键不是钱的多少，而是这个意外让他们心理崩溃了，他们要立即找一个人去怪罪，而孩子，力气小，各方面都依赖大人，是最可以被怪罪的。

倒地老人“讹诈”扶助者这类事，我们容易视为道德问题，但真相或是，国人中成年婴儿太多了。

法官是神圣的职业，他们须警惕自己的婴儿式思维。

若我这个推论成立，那么，遇到这类时，将这一点向对方指出很重要，而不是将对方视为讹诈并反击。可以坚定告诉对方：我知道你遇到了不幸，你有失控的感觉，你很愤怒，你想立即找到谁该此事负责，可我们必须讲证据是不是？

这样做，也会引起当事人反弹，因他们就是要通过归罪一个人，来处理自己的失控感，若归罪不成，他们就得承受失控引起的崩溃。

国内知名的心理学家朱建军在他微博上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有一次，有辆小巴车被剐了。肇事车跑了。小巴司机追拦了我的车，说是我剐的。我的车上刚好有陈旧破损，位置接近。当时还有路人证明，说就是我，我百口莫辨，但我还是心平气和的说明清况。对方则不依不饶，情绪激烈。

    我想他是误会，所以努力说明，但他不给我机会说话，强调他穷，修车要花钱。我说能理解你的沮丧，无助，也知道你生活不易，但是我们还是看看证据。他大吼。

我只好不说话，电话请交警。交警来，他仍旧怒气冲冲。交警用技术手段测量，结果排除了我的嫌疑。我以为他会很不满，但他一下子平和下来，并对我说，我知道可能不是你，但我追不上别的车了。

朱建军遭遇的这件事中，就有了双重含义：既有通过怪罪一个人而处理失控感的心理成分，同时也因他是有意的而有讹诈成分。

老人“讹诈”扶助者，也一样吧，这两个成分或者都有。中国式的很多冲突中，也有这双重因素，这时特别重要的是，作为裁判的司法体系，会怎么做。如果是和稀泥，葫芦僧判葫芦案，那就很糟糕，而如能遵照清晰的法律，那就很不一样。

所以，老人“讹诈”扶助者这类事件中。当事人是婴儿心理发展水平，这没问题，真正糟糕的地方是，大家都是浆糊逻辑，当事人是，家人是，法官是，警察等也是。

因此，决不能用所谓常理来判决这类官司，必须用法律，但法律也得是成熟的。像机动车撞了严重违章的行人，也要为行人负责的法律，也算是这种婴儿思维的延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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