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妈妈的不懂怎么才是对孩子好,她已经尽力去做好了,不怪她。
既然我们了解到亲子关系对人成长的影响,就可以选择从现在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独立。
虽然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这是值得的,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新浪网友“清风女剑客9”在我博客上的留言
在上一期的专栏文章中,我分析了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这一事件,文章引起了无数人共鸣。在我的博客中,这篇文章目前也是回复量最多的文章。
看来,这篇文章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杨元元,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我们许多人共同的故事。
一次,在我一个课上,我为一个学员解梦,梦的关键细节是,梦中,一个保姆对她的妈妈有很大怨气。我让这位学员代入保姆的角色,并问她:“想象你就是这位保姆,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话说?”
“保姆”说:“我讨厌做保姆,我再也不想做保姆了!”
“保姆”这番话是说给梦中的妈妈的。其实,她在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完美保姆,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照顾全家人,而她之所以成为这个角色,也正是她妈妈所希望的。
当时解梦的时候,因看到她有很不安全的感觉,所以我没有将解梦完整地进行下去。然而,因为情绪没有得到纾解,不仅这位学员感觉到很难受,其他很多学员也感觉到非常难过。
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位学员的故事,也是班中许多学员——尤其是女学员共同的故事,这位学员心中所淤积着的感受和心声,也是其他那些学员共同的感受和心声。那些非常难过的学员,她们在自己家中,也都在扮演“保姆”角色,而这一样是妈妈传递下来的希望。
在我们这个延续了几千年重男轻女传统的社会,女性的痛苦是一个集体无意识。按照《当下的力量》的作者、德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的说法,这也是全球绝大多数女性共同的集体无意识,无数女性有一个深重的“痛苦之身”。
并且,这个传统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女性自己都认同了这个传统。具体说来就是,做妈妈的将这一传统合理化,并要求自己的女儿也延续这一传统,于是,妈妈的痛苦就传递到了女儿身上。
传递的方式形形色色,有时,女儿会和妈妈看上去很像,有时,女儿会和妈妈成为截然相反的人。后者之所以出现,有时是女儿对命运的极力抗争,有时是妈妈意识和无意识的“培养”。
譬如,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没有生女儿前,一个妈妈极其痛苦,但生了女儿后,痛苦减轻了,因为她将自己“内在的小女孩”的痛苦淋漓尽致地投射到了女儿身上,如此以来,女儿对她就具有特殊价值——自身痛苦的承受器。所以,她会抓着这个女儿不放,一是她将女儿视为“我”的一部分,看不见女儿就会感觉到自己仿佛不存在了,一是女儿一旦离开自己,她自身的痛苦就无处投放,就会觉得痛不欲生。
杨元元和妈妈的故事,很可能是这种情形。她与女儿厮守在一起,因为女儿具有这双重的价值。
当孩子能做自己时,他们最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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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妈妈会给女儿窒息般的爱,这也会导致女儿和妈妈不能分离,但还有很多时候,一个妈妈之所以能特别纠缠住一个孩子,恰恰是因为这个孩子获得的爱比较少。
比较病态的母女共生现象中,常会看到有这样一个轨迹:小时候,女儿获得的爱很少,妈妈疏于对她的照顾,甚至非打即骂,随着女儿逐渐长大,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妈妈开始转变态度,对女儿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后逐渐重视到似乎离开女儿就活不下去了。
在这样的故事,从妈妈的角度看,她会有很多收益,所以她会执著于这种好处而不愿放手,也不敢放手,因一旦放手,她就要去面对自己的痛苦之身。但从女儿的角度看,似乎百害而无一利,那么,为什么女儿也难以从这种纠缠中解脱出来呢?
也许很关键的原因是,比起病态的纠缠来,我们更惧怕孤独。孤独时,我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有丝毫的价值。假如最幼小的时候,经历过孤独,那么这种惧怕会尤其严重。
所以,假若最小的时候,一个孩子获得的爱比较少,他就必定经历过太多的孤独,那么他心中对孤独的恐惧感会很强烈。在这种基础上,他对关系的渴求就会非常强烈,而一旦某些时候获得关系,通常这意味着,父母或其他抚养者给了他一定的关注与认可,那么,他就会特别怀念这些时刻。结果是,他不仅怀念这些时刻所拥有的关注与认可,他也会形成一个认识——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关注与认可。
更进一步看,一个孩子获得的爱越少,他能获得父母的关注与认可的方式就越匮乏,而方式越匮乏,他就对自己能获得关注与认可时的方式越执著。最后他发展出一个认识——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关系,我只能在使用这种方式时不会孤独,我只能在使用这种方式时不必那么恐惧……
相反,假若一个孩子获得的爱比较多,那么这通常意味着,他能获得爱的方式也相对比较多,他可以使用这种方式获得爱,他也可以使用那种方式,他还可以使用其他方式……甚至,假若这个孩子真正体验到了真爱,那么他对任一方式都不会太执著,他会非常灵活,他坚信,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而他可以用无数种方式表达他的爱。
能达到这一理想状态,父母给予孩子的爱是一个基础,但这仍然需要一个人去独自探索,他要找到自己内在的灵性,他体验到,他与其他人、其他事物乃至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孤独的存在。
据说,美国催眠治疗大师米尔顿•艾瑞克森从来没有用同一种方式治疗过两个来访者,他能如此灵活地与来访者相处,我想,那是因为他体验到了真爱。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难以抵达这一理想状态。相对的是,我们假若拥有过的关注与认可比较多,那么我们就比较灵活。简而言之是,获得的爱越多,我们心中越有底气。
如此一来,一个矛盾就形成了。假若父母给予一个孩子的爱越多,这个孩子就越有底气,这也意味着,这个孩子越不容易受父母控制。假若父母给予一个孩子的爱越少,这个孩子就越缺乏底气,他对自己那些可怜的方式就越发执著,于是,他们就越有可能被父母所控制。
因此,才会有母女病态共生的模式:获得爱最少的女儿,妈妈发现她最有可能听话,最容易控制。于是,随着女儿的年龄增长,她反而和女儿的关系逐渐有些改善,从非常疏远变得越来越密切,最终变成了似乎是一个人。
爱的最高境界也是,两个人变成了似乎是一个人。但是,这种最高境界是融合,是我的真实存在与你的真实存在相遇,我发现,你也发现,我们的存在仿佛是一回事。
爱的最低境界也是,两个人变成了似乎是一个人。只不过,是这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将对方的存在抹去。杨元元与母亲的关系,看上去很像是母亲将女儿视为自我的一部分,而女儿的真实存在她完全看不见,她以与女儿同睡大学宿舍一张床等种种夸张而荒诞的方式,将女儿的真实存在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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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元元的角度看,与母亲病态共生的状态的确很痛苦,但也许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对孤独的恐惧。
她梦想离开家走向独立,但是,在家以外的世界,她是否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呢?价值感,一开始总是关系中的价值感,那么,她对在其他关系中找到关注与认可,是否有信心呢?
在电影《心灵捕手》中,数学天才威尔能从堕落状态中走向新生,关键原因是,他不仅在新的世界里有女友的爱和心理医生的鼓励与支持,他的旧世界中的好友也鼓励他,甚至威胁他说,如果哥们以后还活在我这样的世界里,我会杀死你,你是我的期待,请你代表我,走向新的世界吧,那里才属于你。
也就是说,对威尔而言,他不仅确信前面有人爱他,而且也确信,过去唯一能给他支持的老友也仍然爱他,甚至还威胁说,你不改变我就不爱你了。那么,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但杨元元呢?在家以外的广阔天地,她能否感觉到别人对她的爱呢?而在家里,又有谁鼓励她离开呢?甚至,假若她离开家,妈妈会活不下去,而弟弟也会陷入到痛苦中,而他们可能都会因此与她疏远乃至断绝关系。那么,当她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时,她能找到存在感吗?还是,她会重新体验到儿时的那种恐惧——当没有关系时,当没有人关注与认可她时,世界好黑、好冷、好寂寞,她会死去。
我所知道的几个与妈妈纠缠得比较厉害的个案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小时候很少被妈妈抱过,而能有一个人抱着她,对她说,放心,无论怎样我都会在乎你爱你,这是她们最强烈的渴求。
讲到这里,就必须强调一点——不能因此就恨妈妈,因为这几个个案无一例外都看到,她们的妈妈,在自己也是孩子的时候,一样没有得到妈妈的拥抱。所以,这些妈妈,既没有学会拥抱,内心中也有一种不情愿——我没有得到的,为什么给别人?这些妈妈即便年龄很大了,她们也一样渴望拥抱,只不过,她们所渴望的,不是像妈妈一样去拥抱孩子,而是渴望自己像孩子一样被拥抱。
其实,每个男人都是一个小男孩,每个女人都是一个小女孩,他们尽管可以扮演父母的角色,但他们内心中,仍藏着一个内在的小孩。所以,在夫妻关系之中,假如总是一个人扮演父母,而另一个人扮演孩子,那么扮演父母的一方最终会失去耐心,因为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孩子。
如果,我们能像威尔一样幸运,在家里有父母爱,假若想离开家的话,不仅父母会鼓励,而且外面的世界还有新的爱,那么事情就太棒了。
但假如,你像杨元元一样不幸,那么,你就要主动做出许多努力,去为你的人生争取新的空间。同时,你也会教你的父母,去学习为自己的痛苦承担,为自己的命运承担。
在我的课程“自我觉醒之路”中,有一个很简单的练习。一开始,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椅子上,随便聊点什么;接着,一个人站在椅子上,另一个坐着,继续聊天;接着,坐在椅子上的坐到地上,继续聊天。这样进行完一遍后,再换过来。
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发现很多很多东西。最近一次课上,练习做完后分享感受时,一个学员说:“当我站着,她坐着的时候,我觉得,我存在,她也存在。当我坐着,她站着的时候,我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也感受不到她的存在了。”
对这一点,我早有感觉。课间,她有时会找我谈话,但总是用带一点命令的口吻说:“武老师,我有话要给你说!”
看上去,这似乎有点不对。毕竟,我是老师,貌似很权威,一个学员怎么可以用这种口吻说话呢?但这是她的方式,这是她从小形成的与别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在她幼小的时候,当她使用这种方式时,她反而可以获得一定的爱,而她使用别的方式时,却未必。所以,她对这种方式很执著。她这样对我,并不是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相反,她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在乎,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是在传递一个信号——我想和你建立更好的关系。
在病态共生关系中,你会感觉自己像在糖浆里游泳,游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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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她主要只使用这一种方式,一开始,她这样对我说话,我的确觉得有点亲切,但她每次都用这种口气,有时候我会有反感和愤怒产生。我相信,在她的重要关系中,别人也会有这种感受。
所以,她需要让自己变得灵活一些,多一些方式,对这种强势的方式不再那么执著。在课上的办法比较简单,当她坐着而对方站着时,她一开始很不使用没有感觉,但她可以让自己在这种状态中多停留一会儿,看看有什么感受产生。通常,只要静下来在自己所不适应的状态中多停留一会儿,那种“我不存在,她也不存在”的恐慌感就会消失,并会感觉到一定程度的链接感。
这个练习用到生活中,就需要自己有意识地去选择一些自己本来接受不了的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多停留一会儿,仔细体会这时的身体感觉和情绪,并去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所以,在咨询中,我会很关注来访者那些琐细的事情,有时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会花整整一小时去聆听,并不断地去问“你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念头?”因为在很小的事情若能找到不同的存在感,这就意味着改变已经开始了。
对于杨元元,的确如她所说,假若她当时能去大连海事大学读书就好了,那样她可以离开妈妈,不再做妈妈痛苦的承受器,并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独立空间。
但是,以她的情况,她一定会爆发相当严重的心理问题,因那个独立空间也势必意味着孤独与恐惧,当她发现难以在新环境中拥有关系中的价值感时,她会很难过。不过,这时就意味着自我治疗的机会,而她最后会发现,她并不非得要通过承受别人的痛苦而与别人建立关系,她可以拥有其他方式。其实,她甚至什么都不需要做,她仅仅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就是极具价值的。
假若你处在类似杨元元的状态中,你想获得解脱。那么,我建议,不要通过考大学、结婚、找工作等重大方式来为自己争取独立空间,这不仅对父母来说难以承受,对你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
你可以先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先从日常生活中的很小的细节开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父母不会觉得太难过,而你遇到的挑战也小很多。
任何行为都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事实和态度。通常,你可能会认为,要通过一个很严重的事实来表达你很严重的态度。这时,其实你是非常没有底气的,你可能根本不敢表达你的态度,所以想通过一件重大的事情来表达你的态度。假若是这样,你可以先好好准备你的态度,然后通过很小的细节来传递你寸步不让的态度。
譬如,假如父母连怎么放水杯的事情都要管,那你可以从这种小事开始。我一个朋友27岁时,一次回到家里,把水杯放到书桌一侧。他的爸爸过来说:“你怎么可以把水杯放在这儿呢,应该放在那儿!”并把水杯放到了另一侧,但我这个朋友知道,假若他先把水杯放在另一侧,那么他爸爸会说同样的话,并把水杯摆到那一侧。
他是一种轻度的父子共生,也是从27岁开始,他试着去打破这种状态,一个关键性的举动是,他给自己房间加了一把锁。这让一直好脾气的父亲暴跳如雷,但他坚持自己的做法,而从此以后,改变开始了。
给自己房间加一把锁这样的做法也可能太重了,其实,他完全可以就从那个水杯开始,温和而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做法,无论父亲怎么不高兴或强势,自己都仍然温和而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做法。那么,这样一件小事,就会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因为他从这件很小的事情中传递了很强烈的态度。
这样的小事不需要做太多,通常做上两三件,就已经非常具有价值了。
试试看,也许你会因此开始新的人生,虽然没有威尔那样的祝福,但你仍然可以独自走上通向奇迹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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